號外_從個人到公共:集體孤獨的乾旦路

[ 更新时间:2014-03-17 ]
號外City Magazine | Issue Mar 2014 | P.116 | Cultural Pages/Movie Special
 
從個人到公共:集體孤獨的乾旦路
 
 
 
Interview and Text by 蔡倩怡
 
《乾旦路》去年上映曾在本地文化圈引起小騷動,「文藝復興公民沙龍」再次放映,探討香港文化藝術空間的匱乏。乾旦,意即由男性飾演旦角,粵劇界寥寥。香港演藝學院畢業的導演卓翔選擇關注傳統藝術較被人忽略的一環,紀錄年青粵劇演員王侯偉與譚穎倫的艱難前行,窺探香港文化生態重重難關。電影回歸紀錄片最核心的動人之處:以人為本,以最真實的生命帶出主題,層層剝落。
 
人人皆走乾旦路
兩名主角道路不同,又處境相似。王侯偉30 出頭,堅持唱乾旦,演出機會不多,只能充當粵劇表演主持及投身粵劇教育。譚穎倫自習乾旦,形神俱備。但長大變聲後不能再演旦角,唯有改演生丑,一邊唸書一邊表演。電影融合了譚穎倫11 歲與16 歲的片段,前者為王侯偉於2004 年拍攝,譚穎倫仍對粵劇表演懷著純真的熱情;後者則是導演紀錄當下的王侯偉,相距5 年,譚穎倫由旦轉生丑,演出機會不少,卻難掩滄桑倦怠。
 
電影反覆出現二人獨行的身影,縈迴著一種巨大而莫名的孤獨。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認為,「這套電影討論了青年如何真正面對自己的問題,面對自己是誰、想要什麼、如何走這條路。他們二人也是在那個環境裡面對自己,堅持自己的路」。
 
電影捕捉了二人內心的掙扎,選擇的困惑。王侯偉坦言家人的冷漠;譚穎倫對兼顧學業與表演的心力交瘁,種種困苦也只有自己明白。然而,內在的孤獨辛酸卻可以轉化成力量。「進念.二十面體」創辦人及聯合藝術總監榮念曾亦言,藝術需要回到自己,問自己為什麼要做,同時需要有commitment,反覆自省。這種反省更可影響公共,讓政府反思整體的文化政策。我們常言公共主宰個人,卻忽視了個人內在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。
 
為什麼他們是中心,我是邊緣
公共政策分配社會資源,劃分了你我之別。在香港,文化藝術總被投放於邊緣的位置。導演卓翔認為,「很多時候我們也會將不同東西分類為主流、非主流,將一些少人做的東西稱為偏門、冷門。但究竟是誰才有權利去定義?而這種定義往往造成環境有很多壓力。這種壓力更會令藝術家本身也無法相信該樣藝術能成為他的職業。
 
電影中令人最心酸的,就是每次譚穎倫「裙拉褲甩」從學校走到表演場地,在車上也不忘溫習劇本。譚穎倫一年裡為了表演而向學校請假達70 天,卻仍堅持學業,因為一紙證書的重要。教育與藝術成了永恆的矛盾。茹國烈認為,「粵劇在香港的教育裡最難發生的就是由中學已開始培訓。」打好根基對粵劇等傳統藝術尤其重要,不少地區如台灣都在早期教育引入傳統藝術培訓。但香港正規藝術培訓最早也只於高中出現。榮念曾亦謂,「香港中小學小朋友學唱歌,為何不可以包括南音、加入體操和舞蹈呢?這樣才能夠讓小孩重新認識說話可以是唱歌;自己的姿勢可以變成身段。而不是直至大學才學習欣賞一種external form 的東西」。
 
同樣值得關注的是藝術生計問題。電影裡,王侯偉的演出不足以養活自己,只好靠freelance 維生,亦為香港文化藝術工作者常態。王侯偉在粵劇界難求容身之處,當然與粵劇在本地不斷萎縮有關。雖然粵劇場地並無減少,甚至西九戲曲中心也快落成,茹國烈卻坦言,擔心是同一班觀眾,無法拓展。榮念曾卻認為,西九不需與新光及油麻地戲院等「搶客」,因為位置很不同。「我也常提醒西九要有vision,三十年之後會變成怎樣呢?」西九作為一種概念性空間,能否影響政策與教育等根本問題,還看未來的發展。
 
《乾旦路》呈現了文化藝術之於個人與公共的辯證關係,點出了香港文化藝術生存發展的關鍵問題,就如導演所言:「所有小眾文藝工作者也在走乾旦路,一條逆流的路。」